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题：熔铸民族脊梁 凝聚奋进力量——写在第十二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新华社记者蒋芳、邱冰清
“12?13”，法立典章，国行公祭。
我们以国之名，祭奠每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生命；以史为鉴，铭记民族来路的血火淬炼；以志为炬，照亮复兴伟业的浩荡征程……从苦难中汲取力量，化作奋进的动力，挺立民族崛起的脊梁。
民族伤痕岂敢忘
“88年，88年了，忘不了啊……”11月3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96岁的幸存者夏淑琴，在家人的搀扶下再次走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老人枯瘦的手指，抚过冰凉石壁上亲人的名字，轻声嘱咐孙辈一笔一画为他们“描新”。
名单墙上，10665个遇难者姓名静静排列，这是30万遇难同胞共同的墓碑。“外婆没有一天放下过，加害者一天不道歉，她的伤口就永远无法愈合。”外孙女夏媛说。
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由，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所到之处无恶不作，累累血债骇人听闻。其中，南京大屠杀堪称人类浩劫，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描摹姓名，是普通人寄托哀思的朴素行动；以法铭史，则是一个民族捍卫历史的坚定姿态。
2014年，我国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将30万同胞的悲惨命运铸成不容篡改的民族记忆。
纪念馆“万人坑”遗址内，208具层层叠压的遗骸，保持着最后挣扎的姿态。吉林大学研究人员正对遗骸硬度、含水率等指标进行检测。“科技手段为遗骸长久妥善保存提供支撑，守护他们，也是守护真相。”吉林大学教授吕绍武说。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在耄耋之年抱病完成的《南京保卫战全纪录》，再现了南京大屠杀前的关键战役。“南京保卫战的时空范畴、兵力损耗等，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畴与死难人数，有多重交叉与关联。今天研究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反思过去，更是对未来负责。”孙宅巍说。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远在美国加州的张纯如公园里，“南京祭”活动即将举行。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说，海外华人也在以仪式固化记忆。“1997年纯如用悲愤之笔唤醒世界，如今仍不过时。我们要时刻警醒，遗忘意味着二次屠杀。”她说。
和平接力永不歇
纪念馆展厅内有一面南京大屠杀在世幸存者照片墙。每当一位幸存者离世，照片就会从彩色变成黑白，灯光逐渐熄灭。
2025年，又有8张鲜活的“面孔”“褪色”。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4位。
亲历者虽渐行渐远，但传承的步履从未停歇。已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女儿常小梅，带着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学生，走访父亲生前常去的纪念馆、小学所在地夫子庙、生活过的张府园，以父亲的故事为蓝本创作绘本。
今年，传承者队伍迎来特殊的新成员——约翰·拉贝之孙与理查德·布莱迪的曾孙女。他们和南京安全区中方工作人员许传音的曾外孙女、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保存者吴旋之女等，以跨国合力还原历史真相，以共同坚守传递和平期许。
传承形式愈发丰富，和平的力量持续汇聚。南京大学副教授吕晶团队著成《苦难与抗争：抗战中南京战争遗址调查》，精选二百余处抗战遗址，以实证勾勒南京的悲壮过往；舞剧《记忆深处》国际版集结多国舞者，用艺术唤醒人类共同的情感；南京编写国家公祭读本，开展丛葬地祭扫等沉浸式活动，构建“课程-实践-升华”教育链条，让历史记忆浸润人心……
纪念馆的广场上，一座南京大屠杀档案纪念碑在寒风中静静伫立。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以来，南京大屠杀文献史料通过海外展览加速“出海”，这段历史不断走进国际视野。纪念馆留言簿上，“希望历史永不被遗忘”“对战争保持时刻警醒”“愿世界和平”等内容被来自各国的参观者用不同语言反复书写。
“从家族记忆、国家记忆到世界记忆，这是一条将民族伤痛转化为人类共同记忆的艰辛之路，更是一条以历史之光照亮和平未来的希望之路。”纪念馆馆长周峰说。
复兴征程再奋发
今年夏天，电影《南京照相馆》讲述小人物的抗战壮举引发观影热潮。“影片并非没有彩蛋，当你走出影院，看到今日盛世中国的真实图景，山河无恙、万家灯火，这就是电影的最大彩蛋。”网友的一条评论引发无数观众共鸣。
昔日山河破碎，今日人间繁华。11月29日，“不可忘却的记忆——南京大屠杀史实”阅读寻访行动在南京中华门启动。宏大巍峨的中华门城堡，城砖上布满累累弹痕，秦淮河边游人如织。南京邮电大学学生董清远感触良多：“触摸历史真相，让我更看清青年的责任。唯有将爱国情怀转化为专业本领，才能真正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伤痛是历史的烙印，点燃自强不息的火种。不久前，15岁的徐州少年于聍鹏走进纪念馆，捐赠了他收集的两份日军侵华铁证。“家国情怀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扎根于心、付诸于行的责任担当。”这名高一学生说。
自1985年在“万人坑”遗址上建成开放以来，纪念馆40年来已接待观众1.5亿人次。“这里的每一寸砖石，都镌刻着民族的苦难记忆，人们的每一次凝视与驻足，都是在汲取前行力量，这也正是我们守护历史、永志不忘的意义。”周峰说。
“铛、铛、铛……”每天早上八点半，纪念馆的钟声总会准时响起。首批入馆的12名观众分两组撞响和平大钟13声，寓意牢记12月13日，勿忘国耻。
八十八载沧桑巨变，昔日断壁残垣已化作繁荣都会，南京的涅槃，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缩影。国行公祭，凝聚强国复兴磅礴之志；和平钟声，激荡守护和平时代强音。这是对遇难同胞的最好告慰，更是对未来的庄严承诺。
今年12月13日是第12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近日，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今年共征集各类文物史料573件（套）。南京大屠杀，又添新证。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在南京大屠杀的至暗时刻，不仅有西方留守人士对难民们的保护，还有中国同胞的守望相助。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国家记忆和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张连红介绍，根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记录，有1500名中国人直接参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他们不仅承担大量具体工作，还要避免被日军施暴。至暗时刻，中国同胞救亡图存，写就了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
12月11日，《人民日报》第5版版面。
南京陷落
日军对南京的轰炸从1937年8月15日便开始了，敌机从东京出发对南京发起空袭。
首次空袭南京的是木更津航空队，航空队中一个叫阿部信夫的士兵后来在《支那事变战记·海军航空战》中记述了当天的情形：这天上午9时半许，我“海之荒鹭”越海长驱，令人难以置信地出现在南京上空。……许多炸弹从云中落下，敌军狼狈不堪，南京市民惊愕不已，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这也不奇怪。
在鼓楼医院工作的美国人威尔逊医生常被空袭所困扰，他在10月28日给夫人的信中写道：空袭总数达到82次。
到了11月，经过数月空袭后，南京已经变得混乱不堪。此时，来自美国、德国等国的20多位国际友人与中方人士共同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约翰·拉贝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划定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等占地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设立了约25个难民收容所。
但日本政府对“南京安全区”的设立表现出了明确的拒绝态度。12月3日，德国大使馆从汉口发来的电报称：日本“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同意在南京设立任何保护区或要塞区”。12月5日，国际委员会收到东京通过美国大使馆转来的于12月4日作出的关于南京安全区的正式答复，对国际委员会设立安全区的建议再次给予拒绝。
12月13日，中华门失守、太平门失守……日军从不同的方向攻入南京，南京沦陷了。
救济难民
金陵大学附属中学42岁的舍监兼英文教师姜正云因家庭负担重没有随校西迁，选择留校护产。作为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所长，他和80位助手最多收容了1.5万名难民。
由于日本政府拒绝承认安全区，“扫荡”也将其包含在内，如步兵第七联队三个大队及配属的战车中队的“扫荡”区域地图标记几乎与安全区重叠。
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小林四郎在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那一天，我们连到难民区内的一座大楼去清查难民身份，凡形迹可疑者当即予以扣押……检查结果，有几百人被视为“可疑分子”。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上海、常州等地的难民，还有一些当地的南京人……他们在日军的押解下走向玄武门……八挺机枪一齐开火，刑场内顿时血肉横飞，连距刑场50米开外的日本兵身上都溅上了死者的鲜血。
日军烧杀淫掠的暴行在安全区内蔓延，即便这已经是南京城内最安全的区域。
“今天晚上，日本兵为了进一步搜寻少女，闯入了我们的宿舍。到处都充满了呜咽声。我毫无任何方法阻止她们哭泣……我一边流着愤怒的眼泪，一边在写这封信。”12月17日，姜正云致信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菲奇。当天，日军在金大附中强奸了8名妇女。
正是在这一天，侵华日军在中山门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骑着高头大马，沿着街道走到国民政府门前，道路两侧的士兵挥舞着手臂，爆发出歇斯底里的狂欢。之后，日军更加暴虐。
当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下称“金女大”）舍监程瑞芳悲痛难眠，在日记里写下血泪见闻：“12月17日，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今晚拖去共十一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受用。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
彼时，程瑞芳已经62岁，南京沦陷后，她与金女大难民收容所所长美国人魏特琳以及陈斐然组成“三人紧急委员会”，被魏特琳称为“优秀的将军”。作为南京唯一专门收容妇女和儿童的难民收容所，金女大收留的难民最多时达1万多人。
程瑞芳的孙子程国祥生前回忆：“她说都走了，学校就没人看守。自己年纪大了，不想走，就留下了。还有魏特琳也没走，她们一起在难民所看护难民。”
由于金女大只收留妇孺，金大附中收留的女性较多，日军对两处的滋扰尤其频繁，日军不仅在校园内强奸妇女，还将妇女从校园内强行掳走。
为了保护女性难民，在姜正云安排下，40余名妇女藏在钟楼地下室，这个2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分成5个隔间，通过墙上的出气孔透气，由专人送饭。
金大附中没有西方人驻守，只能靠姜正云带着工作人员跟日军周旋，经常遭到谩骂甚至殴打。《拉贝日记》曾引用贝德士的书信称，1938年2月22日，日本兵前来索要劳工，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满足，就对所长姜正云拳打脚踢。
除了最大可能保证难民们的安全，收容所还要负责难民们的伙食、卫生等。
金大附中设置了粥厂，有专人负责做饭，一般是一天两顿稀饭，每人一大碗。1938年1月3日，由罗威（音译）等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前往金大附中全面检查，对姜正云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舟共济
安全区内尚且艰难，安全区外的境况更不言而喻。
“杀猪匠”王恒山一家仅能温饱度日，因为舍不得积攒的一点儿家业，他没有去安全区而是留在了汉中门附近的家中，这里正是日军集中屠杀中国同胞的地点之一。时不时地，王恒山便能听到机枪的扫射声和被害同胞的呼喊声，他拳头握得咯咯直响。等枪声渐停，日本兵检查处理完现场离开之后，王恒山便出门寻找还侥幸活下来的人。
淮安人田山是黄包车夫，逃到安全区的他与其他难民一起被日军驱赶到汉中门集体屠杀。田山颈部受伤，被王恒山救助，数日后，田山伤口流血过多，有生命危险。王恒山遂冒险通过敌人岗哨到安全区，将田山的妻子接到自己家护理田山。两个月后，田山康复，又由王恒山作保为田山夫妇筹借路费，并由王恒山的妻子谷氏护送他们返回淮安。
因为救助了很多人，王恒山自己都记不清一些名字。至暗时刻，涌现了一批类似王恒山的义士。
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些南京本地的慈善组织积极活动。他们一方面积极协助国际委员会救济难民，一方面承担起掩埋同胞尸体的工作。
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便是其中之一。1937年12月，许传音应邀参加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持难民的住房工作，同时还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
红卍字会设粥厂两处、诊所两处，开办粥厂的米、煤等实物及相关费用，都由许传音与安全委员会逐一沟通，并不时亲自护送粮食到难民聚居点。另外，红卍字会从12月22日开始收埋尸体。不到半年时间，红卍字会共埋尸4.3万余具，并留下了详细的掩埋记录。
伪政驱民
1938年1月1日，由日军扶持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成立，日军试图强行关闭难民收容所，驱赶难民回家，但遭到国际委员会的强烈反对。
但迫于日本压力，收容所不得不渐次关闭，拉贝也不得不离开南京。
1938年2月21日，即将离任回国的拉贝在告别演说中说：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你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史册，对此我深信不疑。
1938年5月，尚有6个收容所开放，金女大和金大附中都在其中。5月15日，金大附中贴出了姜正云手书的布告，宣布收容所将于5月31日解散。
由于滞留金女大的女性多为无家可归且生活十分贫困的人，程瑞芳便组织她们在金女大的家政班一边上课，一边做工，直到她们能够独立谋生。
在繁忙的救济难民间隙，从1937年12月8日到1938年3月1日，程瑞芳还将几乎每天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写入了日记，共3万余字。
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留守南京的人们仍坚信中国将取得最终胜利。
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占领南京或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金陵大学图书管理员邰常仁（音译），偷偷将西方人记述的日军暴行用打字机打了出来，并在装订前言里写道：我相信我的祖国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正义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6年5月，中、苏、美、英、法等11个国家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东京审判，审判持续了两年半多。
程瑞芳因为身体原因，未能亲自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但其向法庭提供了书面证言，被列为第308号法庭证据。她在证词中写道：“本人71岁，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总管。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校园被宣布为一个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1万多妇女和儿童。”随后，她列举了亲眼所见的日军在校园里强奸、抢劫和杀人的数个证据。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证人出庭的许传音用流利的英语与战犯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清进行了激烈的较量。
伊藤清问：“安全区的建立是不是和这有关系，即外国人惧怕在从南京撤退时遭到中国军队的抢劫从而造成破坏呢？”
许传音答：“不，根本不是，和那没有任何关系！你在指责这些善良的外国人，这太差了。你知道他们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才建立了安全区。”
在许传音的缜密回答下，刁钻的伊藤清终未找到有利证据。
1947年的南京审判中，许传音还两次出庭报告了日军的种种暴行。他所提供的红卍字会埋尸4.3万余具的证言被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采用，成为将松井石根和谷寿夫判处死刑的重要证据。
证史待昭
今年11月30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又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遇难者名单墙前祭奠家人，96岁的她在家人的搀扶下献上菊花，用颤抖的双手为家人的名字“描新”，悲怆的神情停留在了她8岁那年，一家9口人7人惨遭杀害。
“88年了，日本这个国家为什么不敢承认南京大屠杀？”夏淑琴还在等待，等待有生之年看到日本政府承认南京大屠杀，给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一个交代。（尹晓宇 杨俊峰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及张连红、郭必强、刘燕军、杨雅丽为本文提供学术支持）
